遇棘手难题,找狠人来办?基层灰色治理易踩政策红线

  当下,在基层治理中,灰色手段仍较常见,一些地方“狠作法”“土方法”“老办法”屡见不鲜,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式的“新方法”匮乏,不仅容易激发矛盾,还带来不稳定因素,受到干部群众诟病。

  基层治理常见灰色手段

  基层工作,千头万绪。面对繁杂事务,按照相关要求,理应是将行政、法律等手段作为“主渠道”,然而,半月谈记者调研时发现,受制于各种原因,当这些办法难以奏效,或是遭遇阻力时,不少基层干部还是使用了“土方法”“老办法”“狠作法”作为应对。

  ——面对治理中的难点棘手问题,一些地方以“狠作法”连坐施压。去年3月,为贯彻上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,贵州省凯里市舟溪村下发《调整玉米种植结构通知》,其中规定,禁止在村内多处地方种植玉米,若被通报或处罚将免去3年的合作医疗补贴。在网上引起热议后,当地撤销了这个通知。

  一些“狠作法”,还异化为选择“狠人”上岗处置矛盾、施加压力。

  “现在有个怪现象,就是好人怕坏人,对乱摆放的小摊小贩,警察、工商上去执法没用。只有协管能管起来,别人不敢管的灰色地带,他们也敢管。”苏北某镇一位干部说,一出事就是协管、临时工,他们是乡镇聘用人员,工资不高,但是管得很来劲。

  应引起注意的是,协管员中很多人有前科,有的坐过牢。“现在扫黑除恶,周边一些乡镇的协管员基本全军覆没,因为要求要把坐过牢的从基层工作人员队伍中清除出去。例如,我们镇23个协管员,弄走了17个。”这名镇干部说。

  ——面对下级或基层群众的新期待,一些地方以“土办法”交换利益。“做基层工作,特别是农村群众工作,吃饭喝酒就是一种方法。”西部一名县级干部说。

  某县为了搞一个评选,想让村容村貌更好,达到卫生标准要求,但又无法调动村民积极性,眼瞅着快到验收评比时间了。于是,在这紧要关头,一名县领导请村干部吃饭喝酒,酒桌上不谈工作,只谈感情。一名村干部说:“县领导请咱吃饭,工作的事啥都不说,挨个敬我们酒,自己把自己喝那么多。咱还不明白吗?回去抓紧组织村民打扫卫生。”

  类似的办法也应用于应对考核检查上。在北方某省,为了让贫困户对前来检查的领导、考核组如实反映基层扶贫工作,一些包户干部不得不带着米、面、油到贫困户家做工作。“就像求着他们一样,明明我们的工作都做到位了。就怕他不实事求是地说,还得提前去讨好他。”一名基层干部说。

  ——面对来自上级部门的新要求,一些地方以“老办法”默许变通。中部省份一村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,2018年初,为了完成集体经济“破万”的指标,村干部找到村里有闲钱的人,拿出1万元投入到集体经济中。完成岁末年初的考核后,村集体再与这个人签订一份假的租赁合同,以租金的方式把钱还回去。

  为了满足考核目标、上级要求,类似的“左手倒右手”方式还有不少,看上去经济社会发展了,但治理方式实质上仍是“老一套”,还给基层增加了任务量。

  可短平快解决问题,但容易踩红线

  类似的“狠作法”“土方法”“老办法”广泛存在。有的地方干部说,对于这些方式虽心存顾虑,但有的时候为了快速解决问题,还是会采用。

  一些“老办法”执行中,通过形式主义操作,短暂达成了“考核目标”,但在相关的检查工作中容易露出马脚,最终殃及相关基层干部。“其实我们也不想造假,造假对我们个人也没有好处。但有些任务,确实不合实际、不好完成,不得已而为之。”一名因此受处分人员说。

  倚重利益交换,一些“土办法”则带来不少坏账、烂账。

  一名基层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,为了让上访户不进京非访,他所在的乡镇派3人一组一辆车24小时盯着上访户。“只要他不进京非访,陪他去旅游都行。”半月谈记者问,这些费用如何处理?这名基层干部说,按照正常的财务要求和会计规则要求是没法报销的,只能放到其他名目里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处理。

  对于“狠方法”的推崇,看似解决了矛盾,但往往带来更大的矛盾。

  “农村征地拆迁、信访维稳、脱贫攻坚等事务艰巨,不少人认为当村干部是苦差事。”贵州省铜仁市纪委常委于红说,在此情形下,依赖有势力、有手段的“狠人”来“救火”,也就成了一些地方短平快的“最佳选择”。

  “狠人”“混混”多有违法乱纪行为,但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中,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视为“能人”,被发展成为“致富带头人”,有的还曾进入村两委班子任职。这种现象的存在,有时或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发展,但能人变“狠人”、“村干”变“村霸”的问题也时有发生。

  “灰色治理”不能放任

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、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,应当认识到,灰色手段的使用,在很多地方是被动存在的,当正式制度、权威不够,才通过非正式手段来补充。有的,在现实中有需要、有一定合理性。但是,原则、底线一定要明确,不能放任。

 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指出,一些在基层存在较多、长时间没有纳入法律规范的事情,是使用灰色手段的重要领域。比如,违反公序良俗,对老人赡养义务履行不到位,不爱护公共卫生,邻里纠纷等。但随着近年来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完善,有法可依、有规可循的背景下,治理方式就能规范很多。

  “政府部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,主要应该更加关注治理体系和结构现代化,比如各个部门、上下级关系要理顺,行政要高效。等制度健全、法律更有力量了,大家更加遵纪守法,灰色手段自然就会用得少一些。”吕德文说。

  “目前的现状是基层要管,可实际又管不到,出问题追责的时候基层又跑不了。”多名受访专家及基层干部群众建议,推动行政执法权力下放,让基层有更多的资源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;加大基层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等项目安排上的主动权,减少不接地气的僵硬规定,压缩需要“灰色治理”的空间。

 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认为,应加强高素质、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。“从总体上来看,新时期需要重塑干部队伍,包括从思想意识到具体开展工作的方式等,都需要与时俱进,要不断提升基层干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、处置矛盾、化解风险的经验、知识和能力水平。”

  来源:《半月谈》2019年第23期

  半月谈记者:梁建强 邵琨 向定杰 郑生竹 王井怀

【编辑:苑菁菁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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